太仓试行"政社互动"管理新模式"协议书"取代"责任状"

(发稿人:系统管理员[系统管理部]  信息日期:2011-8-13  正式发布时间:2011-08-13 11:04  阅读次数: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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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前什么部门都可以往我们村里派任务,各种检查、评比、考核都应付不过来。今年上面压下来的事少多了,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帮村民办实事了。”7月5日,刚刚在村里建起一个生态养殖场的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党委书记梁金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轻松。

  村干部角色的回归,得益于太仓今年在全市推行的“政社互动”管理新模式。

  “‘政社互动’,是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简称,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实现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归位,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的提升,实现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承接互动。”太仓市领导告诉记者。

  为什么要“给基层自治组织‘还权’”?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副主任葛为平讲了自己碰到的一件事:3年前,他在一个村驻点帮扶,村里要迎接市政府一个部门的检查,村主任跑来请示:要不要挂横幅、写标语?写什么标语?

  “一个标语就得请示,可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依赖性,折射的是行政‘婆婆’的过多干预。”葛为平坦言,长期以来,很多部门习惯于把村(居)委会当成政府下级行政组织,久而久之,一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习惯了跟着政府部门转。据市民政局2007年调查,政府下派到社区的工作任务,记录在案的一年就有72项,还有数不清的临时性任务。

  2008年11月,太仓市开始梳理职权,依法界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市(镇)两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2009年5月12日,一份《关于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互动衔接机制的意见》出台,太仓决定在全国率先试行“政社互动”管理新模式,明确“凡属村(居)自治性的管理工作,放手让村(居)委会自主管理”;“政府部门行政职责范围的工作任务,不得随意下达到村(居)委会”。

  为了让“政社互动”更具可行性,太仓市政府又花了近一年时间,通过部门清理、专家审核、村居讨论、社会公示、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等程序,于2010年3月出台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两份清单”,整理出“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共10项,清理出“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共27项。

  一些政府部门的事项,因无法律依据和市级政府以上规范性文件依据,被“清理”出村委会职责,比如,工商局申报设立合同助农指导站、食品药品监督局申报的食品协管、农林局申报的取缔农村畜禽场等。而一些本属于村(居)委会的法定工作也得到了明确,比如:村民用地申请审批、农业技术推广等。

  权利厘清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需要基层组织协助的工作怎么办?太仓的做法是:通过协议购买。该市废止了镇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签订行政责任书的做法,代之以《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

  2010年8月13日,城厢、双凤两个试点镇相继与辖区内34个村(居)委会主任在“政社互动”协议书上签字——原先的“责任状”变成了“协议书”。

  记者在《城厢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上看到,作为乙方的村(居)委会,要对作为甲方的镇政府做好协议书规定的24项协助政府管理的具体事项,而甲方将对乙方的管理情况实施评估,并根据协助管理事项完成情况向乙方支付协助管理经费。去年,城厢镇政府在全社会残疾人资料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已支付近50万元经费,用于购买村和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协助服务。

  采访中,很多村干部都表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后,过去常见的政府无偿占用基层自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的现象,明显减少了,而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管理的潜力不断释放,对此,城厢镇梅园社区高主任深有感触:过去我们定位不清,社区群众与政府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我们常常以“政府代理”的角色出面调解,矛盾越调越难解,最终矛盾还是集中到了政府;现在发生此类矛盾时,我们主动把群众的诉求和问题集中起来,担当“民意代表”和“群众代理”的角色,出面与政府部门沟通,情况就大不同了。2010年,梅园社区干部接受群众诉求1000多次,集中代理群体诉求3项,无一发生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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